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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适应新常态文字实录

2015-09-09 14:41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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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ff Cutmore:非常感谢各位来到今天的讨论会,我首先想跟大家谈一谈中国的股市振荡,还有中国政府的一些应对情况,这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中国经济背后发生了什么问题?李稻葵教授,能不能先从你开始,在我们分析股市的时候,在西方国家我们通常觉得有一样机制,能够定期预期经济的下行压力和放缓趋势,中国A股市场的振荡是不是告诉我们会出现衰败以及其它情况发生?

  李稻葵: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和西方国家的经济不一样,因为它和实体经济并不是那么直接地联系起来,你会发现有时候经济发展得挺好,但股市却是熊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多数发展特别好的年份,比如从2009到2013年,都是这样发展的,突然在一年之后就爆发了,PE的比率从10%到了30%,接着可能又降到17%,当然,这是我的预期了,对于股市来说,它肯定会影响投资者的情绪,但这跟实体经济没有那么直接挂钩和联系,所以从6月份一直到7月早期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情绪上的波动,这种情绪上的调整可能反应过激,但第二轮股市振荡从8月下旬股市大跳水,这个情况让所有投资者的信心被很大地打击了。

  Geoff Cutmore:现在问题是,市场是这样的情况,刚才我听你讲到市场和经济有时候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但归根结底这是关于信心的,所以,当股市出现振荡的时候,当然会影响到人们的信心,尤其房地产市场也是这样的情况时,对人们的影响会很大。

  李晶:中国股市是特别独特的,很年轻,只是过去24年前才出现,1991年才出现了股市,所以中国当然是新兴市场,在中国我们整个交易都是国内一些零售业的交易,因此你可能看到机构投资者还只是小概率、小份额,所以从本质来讲,中国股市和西方股市、和全球股市相比,振荡就会非常频繁。

  再看过去20年当中的中国经济,你会看到股市和实体经济的联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我们发现流动性很高,所以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我们发现货币就会放松,实际上经济可能表现得更加好,因此在过去一年半我们可能也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到6月12号就已经增加了150%,但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参与者能够非常好地应对刺激机制,我们现在还在全球流动的情况下,但我相信在今年第四季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稳定的信号,如果你看实体经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些稳定的曙光,所以我相信市场参与者应当能够很好地进行反应。

  Geoff Cutmore:Feike先不用回答这个问题,说到市场行为,张晓强,如果问一下你,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也有中国股市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怎样的,跟中国监管者的措施有怎样的关系,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中国政府的管理可能有些失误,所以导致我们看到一些人会“背黑锅”、有“替罪羊”,政府监管者说他们可以接受市场有上有下、有高有低,是这样的情况吗?

  张晓强:我觉得跟李稻葵教授刚才说的一样,中国的故事发展趋势本身就跟西方不一样,因为西方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市场了。刚才李晶女士也说到了,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市场,只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坦白来讲,所有这些体制运行还不是特别完善,因此从我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转型和管理,尤其是对股市来说,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一些经验,不管是从中国股市吸取经验还是从国际股市吸取经验,大家也知道,七年前大家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多么大地振荡,所以我们应当吸取一些教训,你要怎样把股市做得更好,中国在监管方面以及投资者方面,都需要做一些事情。

  Geoff Cutmore:但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你们对管理应对手段是怎么看的?可能你们会看到市场和经济有一些脱节,有的时候中国政府看到了这样的波动,作出了一些反应,但结果反而是不是越描越黑,让人们信心骤减,非常紧张?

  张晓强:对于股市,中国央行并不是这样管理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委员会,肖钢说他也面临着这些压力,有些投资者亏钱了,管理可能不是那么完善和健全。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管理和监管方应当学习一些经验,在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及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当然,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本身和一些发达国家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产业的一些政策对股市都是有影响的,这是不一样的,意味着你可能会看到有时候股市有特别大的波动和振荡,但监管者、财政部、央行、发改委还有其它国家部委都说了要给股市带来稳定。

  Geoff Cutmore:我再问个有意思的问题,比例,央行银监会的反应,因为看到股市跳水以及经济数据,央行可能会下调利率,降低3R的概率和发展,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措施合适吗?它有没有起到作用,有没有真的能够改善国内以及全球对于中国股市的信心和理解?

  王洪章:7月份的中国股市确实给中国,包括全世界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但我想,这种影响实际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影响,真正对实体经济,包括对中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我感觉影响不是很大,心理上的因素要大于实际影响因素。

  出现问题以后,央行、财政部、监管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最近央行降息降准,向市场注入一些流动性,IPO暂停了,这些措施现在看来是比较好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政策、措施应该是维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因为监管者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商业银行主要是维护存款者的利益,目标非常对,措施也是得体的。

  现在看来效果也很好,从7月9号到8月10号,已经上涨了400多个点,涨幅12%,效果很好,这种效果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对世界经济都是非常正面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在下行期时通过资本市场的措施,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起到了提振信心的作用,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较大,应该说对世界经济也是一个正面因素,所以措施是得力的,效果是好的,我非常赞成监管部门、央行,包括社会各界,对资本市场的政策和措施。效果很好。

  Geoff Cutmore:您认为政策响应非常合适,对于国际业务,你们如何作出决定、如何分配资本?即使在座专家也感到,在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非常正常,但国际企业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战略应该像在印度的战略一样应该有一致性的决策,包括安全性等等。

  Feike Sijbesma:很显然,股市反映出了一种情绪,有时候可能是过激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在过去两个月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已经看到相对比较缓慢的增长,中国在过去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也许会是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水平。我想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中国来说,基本要素是否发生了变化,差不多有6亿人左右能进入到中产阶级,能够参与到经济消费中,这是一些基本情况,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在创新、全球品牌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可能并不是所有公司,但一夜之间我们也改变了投资,从中国转向印度,如果要对比中国和印度,中国在过去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平台,像印度一样。

  Geoff Cutmore:简单快速地停一下,然后再回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并不只是政府如何管理市场,还有竞争性地问题,经济竞争力怎么进行转型,变成一种由消费者引导而不只是出口的情况,我们稍微简单休息一下再回来。

  Geoff Cutmore: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请看这个摄像头。

  欢迎各位回到CNBC论坛,涉及到中国新常态,接着进行我们的对话,来讲讲政府如何应对挑战作出响应,李稻葵,再回到你这里,很显然,我们看到了政府对市场振荡作出的响应,更重要的是回到涉及中国基本要素的问题,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除了货币刺激之外,如何应对现在这种低增长的情况?

  李稻葵: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股市的问题,我们用电视的语言,股市为了让游戏变得非常有意思,我们要像垒球一样,它需要两点:第一,参与者是好的,参与者有纪律、有秩序;第二,观众有秩序,观众不能都站起来。但在中国,这两个领域都缺少,首先参与者、“球员”们不是太好,坦率来说,我们股票市场上的公司都需要现金红利,需要跟着收益来玩游戏;第二是我们的“观众”,投资者们,投资者经常会作出过激的反应,过去一年中,我们的投资者提供了太多“饮料”、“白酒”,所以他们有很高积极性投资这些,但退出以后市场就下来了,现在需要做什么呢?让投资者冷静下来,我也不想说所有政策都是成功的,有些政策有效,有些政策并不太有效,但他们有一些作业需要做,特别是期货工具,这是非常有效的让市场冷静的工具。

  再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不需要大量的刺激,经济转型中需要“扎针灸”的刺激,我们用“针灸”的方法来扎关键的神经节点,因为这个经济总体来说正在做重组,这是很好的,我们并不想打乱这个正常情况,三个领域,第一是降低借贷成本,企业和地方政府借贷利率都很高,差不多达到9%、10%,资助30年的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不要忘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储蓄国,贷款利率又非常高,利率方应该降低利率,对长期融资工具做一些实验。

  第二,关于“针灸刺激”,我们要完成计划的项目,有些项目拖延了,地方政府在一些项目上积极性不像以前那么高,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激励。

  第三个领域要完成的就是企业改革,我们已经发布了计划,但没有什么细节在里面,所以就像你一样,我们在急迫关注一些详细的改革规划内容。

  Geoff Cutmore:李稻葵先生的建议涉及到利率的问题,王洪章先生,你认为银行应该怎样重新定价、资金成本?

  王洪章:新常态说得最多的,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央行几次调整存贷款利率,对银行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我理解新常态是“前进当中列车的调整速度”,既不是停止,也不是“断崖式”,经济趋于崩溃边缘,这是不对的,这个调整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过去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速度,现在是7%,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它都是很高的,这本身对世界经济也是一种贡献。

  第二,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现在效果非常好,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50%以上,结构调整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更加健康。

  第三,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过去相比,今年降低的幅度比2014年降低的幅度更大,降低了4.8%,过去才降2%-3%。这种“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健康带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们关注的是从1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7%,再加上调整利率对银行影响大还是小,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对银行影响非常大,过去建设银行每年增加盈利的速度是20%以上,现在是1%左右,我们半年年报已经公布了,但对于银行经营和银行面临的经济下行挑战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会,过去中国商业银行主要是做存贷款业务,包括结算业务,最近几年中国的商业银行开始进行转型,就是像我们提出的综合化、多功能集约化,为企业提供的方式,包括为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不仅仅是存款、贷款,包括我们的经营模式,包括我们取得银行以外的非经营牌照,包括我们的国际化步伐,现在来看效果也比较明显。

  转型方面的业务增长和利润增长已经超过了存贷款利差盈利的增长,现在效果也非常好,另外可能涉及到海外的,最近汇率变动以后,也给我们海外业务发展带来了机会,更多的做美元业务,欧元业务,当然,劣处也有,人民币离岸成本也比较高。

  Geoff Cutmore:对不起,打断你一下,你讲的内容非常全面,但我们还有其他专家也要发表观点。

  我想非常明确地表明,银行面临一些挑战,从利润的角度,从转型的角度,我想问一下李晶,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如果银行系统不健康,其它方面也会受到影响,欧洲现在还面临着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局政府是否应该对发展速度谨慎一些?对于银行毛利率的情况。

  李晶:你说得非常对,银行是整体经济的基础,并不只是在中国,在全球也是一样的。中国银行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有一些全球大银行的代表,包括在座的建设银行,全球第二大,银行增长利率也非常健康,尽管在未来他们的净利率下降非常高,但中国银行的盈利能力还是非常高的,从历史角度,对比中国一些地区以及全球同行也是一样的。

  再回到整体来说,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美国是17万亿美元,中国排名第二,但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今年中国放缓了,但中国的增长差不多还是占了全球增长的30%,从绝对数来说非常关键,中国维持了相对比较健康的增长率,以前有人问,中国可以做什么?如何刺激经济?我们有货币政策、有更多空间,去降低利率,存款储备金的利率,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有很多能力,中国领导层有更多方法,比如基础设施、降低贷款利率,我们并不只是建机场、高铁,还需要专注于软基础设施,比如社会福利。

  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比制造业及其它行业更高,但重新建立消费者的信心,需要社会福利的保护,未来政府如果把钱更多花在养老金系统、医疗保健上,中国公民就不会有太大的存钱压力,而是愿意支出他们的存款,就会让消费对中国GDP贡献更大的份额,实现中国的承诺,以消费引导经济。

  前面提到了银行业,还有健康的、全面的、社会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Feike Sijbesma:我非常同意李晶女士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对中国股市跳水这么震惊?基本面变了吗?中产阶级没有了?并不是,中国还是这样,其实基础设施发展特别好,中国投资也特别多,是人们思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现在还是有很多大学生啊,很多好的基本面都在那儿,但李晶女士说到了花钱、消费,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刺激国内消费,实际上就会更好,而不是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性。

  现在中国还是比较好,有非常多的存款,欧洲人不太愿意存钱,可能美国人就更不愿意存钱了,赚1块钱恨不得要花20块,但中国人总是想到住房、买车、养老,他们特别喜欢存钱,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很多人进城以后进行了城市化发展,气侯变化、粮食安全都是问题,而解决方案就是创新。

  新常态不是低发展率,而是一种不同的发展角度,有更好的福利、气侯变化应对以及其它方面。

  Geoff Cutmore:好吧,回来之后再问一些问题,说一下中国的转型以及一些措施是不是非常成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Geoff Cutmore:好的,现在开始进行CNBC的对话。

  张先生,我想问一下,上一环节你说到中国经济转型还挺乐观的,发展前景也蛮好的,但我们刚才听到这样一个视频给我们扔来好几个问号,基本经济转型一开始只是存款很高、消费很低,要变成一个消费高、存款低的情况,现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债的问题,在公司、在政府借债,所以当我们想要鼓励人们花钱,让他们少存钱、多花钱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呢?

  张晓强: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很多人特别关注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但对我来讲,整体来说,实际上这个比例不是特别高,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可以看到,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在人民存款方面,还有很多其它产业发展方面,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在地方层级来说,就像人们之前讨论在新常态背景之下利率更低了,当然这是和几年前相比,有一些铁路、钢铁、水泥、煤炭等,他们当然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但也有很多好的发展和改变,我们刚才也在讨论服务业怎么发展,怎么样能够进一步进行消费导向的经济发展,如果你看一下经济数据的话就能够发现,在经济转型当中其实有了一些非常乐观和积极的信号或趋势,比方说在今年上半年。

  刚才王先生也说到了,服务业发展特别特别快,要比第二产业快得多,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型服务业,比如说电商,39%的上涨;还有快递,上涨了40%;旅游业,他们的收入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了15%……所有这些数据实际上都告诉我们,其实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愿意花钱了,即使我们看一下制造业,有一些制造业当然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但如果你看一下高科技制造业,实际上在今年上半年还是上升了10.5%,所以跟整个行业相比,它比平均水平高了4.2%的。所有这些情况,我觉得中国的新常态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有很多挑战,但发展的机遇也很多,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刚才说到了股市跳水和振荡,但实际上我觉得保险业在今年上半年增长超过了20%。

  Geoff Cutmore:刚才你举的例子很好,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服务业已经超过了GDP的50%,当然,它的上升是在转型期,还有很多新的,比如移动终端、金融,所有这些新的出现都是创新,但我想强调的是还有很多挑战我们不能低估,比如你刚才说到制造业,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失业的,这种失业能不能被服务业扩大就业来补充或弥补?

  刚才李稻葵教授说到降低利率,希望更多公司存活,但可能它们会倒闭、会关门,政府是不是已经能够做好准备,让这些公司自生自灭呢?在日本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僵尸企业”,你怎么看?因为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国家养着。

  李稻葵:当然,新的产业发展非常快,但传统产业在减速,而且这种减速是非常快的,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必须保证新产业在发展、在创造就业,传统产业不要过快衰退,这本身就是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它们本身就没有很好落实,比如传统制造业,水泥或钢铁,它们需要得到更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可以用一些小小的刺激政策,因为本身这些经济就是要上上下下的,你要保证它整体还是向好的。

  Geoff Cutmore:Feike,你在中国做生意,你觉得这样的转型影响你吗?你能不能利用这样一些机遇更好往价值链上游移动?

  Feike Sijbesma: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要有更好、更可持续的发展,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才能帮助我们,政府也是鼓励公司创新、研发的。

  我想说的是,制造业的创新也可以做得非常好,我们一定要记住,本身中国现在的基本面是比较好的,我自己当时很担心欧洲,因为在欧洲我们希望是知识导向型经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研发、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做制造业,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中国本身有制造业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研发,我觉得很好,既可以迎接挑战,而且可以创造机遇。

  Geoff Cutmore:但你必须要很有竞争力,在这样一个世界。

  李晶:我们希望用传统增长模式,由制造或投资推动,向着服务业和消费来驱动。现在中国经济可能变成了“双速度”新经济,发展非常快,服务行业,基于互联网的经济,它的增长速度可能是传统行业的三倍。

  我们要划分新经济、老经济,有非常明确的划分,在这样一个方案里政府应该做什么,领导层怎么帮助这样一个经济转型更快,向着更加清洁、更加可持续的目标发展,我们需要宣传教育,需要鼓励这样的创新,还有很多创新的发生都是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开始的,传统来说,这些公司有一些问题,比如在融资方面,因为他们去贷款时并没有抵押能力,但现在有了多样的融资渠道,创新企业并不只是从银行贷款,可能会有风险投资,还有股权投资、债务投资,这些并不只是来自于银行,通过这些方法他们可以筹集资金,在过去得到了广泛认可,对于GDP来说增长了200%。

  我们需要了解债务的性质,中国的性质和西方不一样,中央政府的债务是最小的,在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非常高,传统的地方政府没办法筹集债务融资,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特殊工具,在美国,州政府可以发行债券。中国企业有更高的债务比例,差不多89%以上,他们并不鼓励太多债务,是非常健康的,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

  从企业的情况来说,企业有很多现金,我们可以解决产能效能的问题,提高效率,帮助地方政府给自己融资,能够更好且更加可持续发展。

  Geoff Cutmore: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带来一些问题,一旦债务成为了政府债务,有一些债务管理部门来为政府服务,延长它的可靠性,但政府没有这样的机制,它可能更加困难,再回到信心的问题,这些政策的响应对资本市场的压力可能并不是太好,对这样一个自由市场来说也并不被认为是合适的,你们是存在问题的。

  李晶:中国市场非常年轻,但很多中国企业有多样化的融资来源,在过去很多年有上百家公司在香港上市了,还有几十个在纽约上市,一些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也是非常好的,尽管目前市场有所振荡,但我想,从金融的脱媒来说,我们和银行贷款是统一的,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对一些需要资金的公司来说都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Geoff Cutmore:很快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回来之后我们再总结一下中国如何实行在全球当中最具竞争力的环节。

  Geoff Cutmore:欢迎各位再次回到CNBC辩论现场,涉及到中国的“新常态”,我最后想再总结我们的讨论,看看未来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在起草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今后几个月里会做这个工作,我想花点时间请各位专家讲一下我们目前讨论的内容,政府部门如何在新的规划里解决,先从李稻葵先生开始。

  李稻葵:我期待即将起草和发布的新五年计划,因为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刚才我们探讨到的会在这个新的五年计划中第一次出现,需要加以解决,包括人口政策,包括放松计划生育压力等,我们需要设计一些情况。

  另外一个问题是环境保护,我们有这么多污染、低效率生产设施还在进行当中,就是因为本地环保部门无法控制本地政府,本地政府更看重GDP,我们有这样一些改革空间,这些部门应该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在其它领域我们也看到取得的进展,涉及到改组债务,15年前我们有巨大的经济体,有大量的债务问题,所有银行都要倒闭了,不良贷款利率达到了GDP的20%、30%,国家对这些不良贷款做了大量改组,从而继续保持了很好的GDP增长,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在座很多人都经历过,我想,我们解决问题的精神还是存在的。

  Geoff Cutmore:如何在新常态落地,如何以消费主导来转型?

  李晶:从下半年到2016年3月份总理将会发布“十三五”计划,这里如何平衡增长速度和质量,过去我们比较关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在新的五年中应该更加重要,意味着基本平衡的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和效率的平衡,财政和金融的改革,金融改革是非常关键的,包括银行、资本市场的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关于区域发展等。

  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战略,再加上亚投行,我们也期待它的发展,总体来说领导层会推动城市化的建设,建立更加全面的社会福利系统,成千上亿的人从农村生活方式变成城市生活方式,这是最快速提高收入的方式,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平衡、稳定,以及相对安全、健康的增长质量。

  Geoff Cutmore:也可能在规划里并没有什么细节问题,Feike,最终你如何感觉国际企业和体自己的企业想要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得到一种待遇,能够进一步发展?

  Feike Sijbesma:我想这里面有风险,过度关注、校正股票市场的变化,当然,如果不校正会对投资者有不好的影响,但不要过度校正它。

  还是要回到基本情况,中国很多基本情况并不坏,可能更好一些,有两点需要我们关注:中国并不会成为全球唯一的生产机器,而是将成为创新机器,中国比所有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生物专利技术都更多,中国在创新上有很大的力量,除了生产能力之外,我想这种信任对于股市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增长转变并没有太多出口,而更多是国内的内需。

  Geoff Cutmore:张先生,你的想法刚才已经讲到了,包括放开市场、人民币、自由化,未来的方向,政府的努力,根据我们最近的发布,国际投资者可能有些紧张了,如何看这背后的原因,你是否认为人民币在逐步贬值,应该更多放开,自由化?

  张晓强:我想在座官员能够给我们更合理、更综合的答复,按我个人的观点,这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在目前也反映了我们以市场为中心的改革的变化,从目前来看,对于我们这些以市场为中心的改革政策人们并不用太多焦虑。

  我想借此提一下你早些时候提到的,比如我们的“十三五”计划,我们的长期发展计划《制造2025》,一些与会者也提到了,今后五到十年,中国经济会转到更多依赖于创新驱动的经济,对于中国长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作用,在未来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作用,因为刚才李先生也已经说了,中国从长期来看,制造业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在未来也是这样,不仅仅能够允许服务业发展,而且还有很多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仍然在未来长期时候能够鼓励金融市场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而且给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给实体经济注入活力,因为中小企业不仅仅是创新的主力军,而且也是可以创造就业的。

  刚才您已经说到了中国怎样面对失业的问题,所以中小企业(SME)的角色非常重要,它们可以创造就业。

  Geoff Cutmore:王先生,最后想再问您一个问题,一定要简短地说一下,刚才李晶说到了,资本非常重要,李稻葵教授也说到了债务、债券市场等,之前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中国和其它地方都在进行转型和重组,我们也看到要减少银行的数量,让这些存在的银行变得更加强有力,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新常态当中,我们是不是会看到更少但却更强的银行?会是这样吗?

  王洪章:中国现在在“十三五”规划中碰到了一个杠杆率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杠杆率和自己比确实比较高,包括企业的杠杆率,包括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也包括政府债务的杠杆率。

  但这些杠杆率和国际其它国家相比并不高,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政策的调整,包括你刚才讲的银行业,包括非银行金融业可能会做一些调整,这种调整也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经济下行时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通过这个调整,就像大浪淘沙,剩下的是金子,留下的金融机构可能会更加健康、更加强大,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就像我们的建设银行这样。

  Geoff Cutmore:感谢!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今天我们说到中国股市的振荡、中国采取的一些作用,以及怎么鼓励人们抓住机会,所以我最后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在这个屋子里的人有谁愿意用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中国的股票?就买一年的吧,觉得一年之后中国股市会更好的?谁举手我看一下,有信心吗?

  我必须得说,好象还是有点怀疑吧, 大家不是特别愿意买中国的股票,现在我要跟大家道别了,感谢五位发言人跟我们CNBC联手开展讨论会,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收看CNBC直播。

 

责任编辑: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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